月十日，是当时宋人的天宁节，起因乃是因为赵生帝的生日自然不是小事，加上宋人风尚享乐，赵本身又是个喜欢热闹的皇帝，因此天宁节在民间或许不算什么大事，但朝廷却是万万不可马虎的。
依照惯例，十月初八是枢密院臣僚受赐寿宴，十月十日正日子，赵在宫中闭门家宴，尚书省臣僚受赐寿宴；十二日则是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因为百官群集临朝通常是每月一次的，故而称为大起居。集英殿上大摆酒席，群臣与诸外国使者皆有列座，少不得鼓乐声鸣，水陆杂陈，臣僚俱都簪花出入，都城中一番热闹。
就在这日之后，十月十三日，自政和初蔡京罢相以来最大的一场朝堂风波拉开了帏幕。是日，殿中侍御史毛注率先上书，奏劾辽东宣抚使宗泽大罪五桩，小罪十数，请罢宗泽职司，招还京中治罪。
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正是今日局势之写照。毛注此人在朝中并无有力靠山，虽然和张商英有些瓜葛，但张商英罢相时他并未受到牵连，反而被赵亲擢为殿中侍御史，算是无党派人士之一。不过他与叶梦得有旧怨，当日崇宁中蔡京罢相时，他便曾经上书称叶梦得助纣为虐，俩人结下了很深的梁子。而今叶梦得升任宰执，毛注在这个位子上便坐不稳当，因此被石公弼一撺掇。立时便首上奏本弹劾宗泽。
大宋朝仁宗以后，台谏权力极大，一旦上书奏劾，劾皇帝则皇帝谒宗庙，劾大臣则大臣避引，乃为旧制。如今宗泽并不在京城，按照惯例应当是先遣人代其署理政事，并即刻招还京城，下御史台治事。
然而这一次，局势地发展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时任监察御史的小字号张随云随即上书，称言官可谏，然国事为先，北边乱象方呈，不可无罪招边帅回京，恐伤降人之意。
御史们自己打起架来，这种事在本朝士大夫争相言事的传统下也是极为罕见的，当时便引起了朝野侧目。也不晓得是什么人泄漏出来，张随云的奏本一夜之间不胫而走，传遍汴京的大街小巷。尤其是其中的一句话“虽言事者不罪，然若罪一宗泽而失辽东四十三州，则毛注之罪百死莫赎也”。更是激起了轩然大波。
毛注当然大不服气，再上奏疏，说张随云是危言耸听，蛊惑圣聪，那辽东纳土乃是大宋气运昌隆，天子修德怀远的成就，岂有正刑一大臣而失至德之理？他这番理论乃是儒家正统说法。自然应和者众，然而朝廷大臣其实是不大管公论如何的，况且这件事背后牵扯到了当今朝廷几乎所有地大佬，哪里是区区一事的是非能决定的？况且这件事谁是谁非，还真就不那么好决断。
随即便有郑居中的死党，左司谏黄葆光上奏，称辽东新附之地，大臣纵使有罪，不当轻易其帅。然后开始大赞宗泽。说他公车到任，降人心悦诚服。辽东翕然称治。有当年姜望三月定齐之风，诚为不可多得的贤臣。毛注以细事风闻为言，不识大体，不宜再居台谏，请出外任。
左司谏是谏臣，主掌议论朝政，因此他举宗泽的政绩为据来保他，倒也合乎本职。当时御史中丞石公弼见毛注势孤，其余的台谏官员却多半都有自己的靠山，在朝中局势明朗化之前，谁都不肯轻易明确立场，当下只得跳出来，以台长的身份上书，劾奏宗泽罪状若干，并指斥张随云和黄葆光有朋党之嫌。
这一本已经是直指高强和郑居中了，立刻便使得局面扩大到不能收拾的地步。郑居中身为国舅，在何执中去后，他便是赵在宰执大臣中地头号亲信，可以说赵离了谁也离不了他，他自是有恃无恐，当即便奏称石公弼意在起大狱以自求宰执，其心叵测，非谏臣正言正心之道，不可居中法官——中法便是御史中丞的别号。
以石公弼的分量，当然不足以与郑居中抗衡，于是就好象武侠中高手出场地次序一样，争斗一旦升级，大高手们就一个接一个登场，如今轮到门下侍郎张克公出手。张克公当年是凭借参倒了蔡京而登上执政的，郑居中的说法好似在揭他的疮疤一样，自然要加以驳斥，说道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如今既然御史参劾宗泽，便当依法下御史查究，若真无罪者，亦足以辨明其身，何必要在朝堂力争？
其人持论虽似公允，但却是用意颇深。一来张克公是完全从文官宦海中升上来的，不象郑居中和皇帝有亲戚，他的言论当然不能象郑居中那样咄咄逼人；二来这事倘若真下了御史台，那就等于是石公弼的天下了，须知这御史台地官司可不是那么好打的，虽说是一班士大夫审案，审的也是士大夫，却不会真个与你讲什么温良
，用起刑罚来丝毫也不会含糊，甚至由于不公开审理大理寺和开封府来得更加残酷。当年苏轼乌台诗案时，一听说下御史台审理，立时就开始写遗书，已经做好了刑毙当堂的准备，可见一斑；历史上岳飞受刑之惨，也是在当时的两任御史中丞何铸与万俟禼手中成就，这就等于是所谓的“诏狱”一样，哪里是人能进的！
大家同殿为臣，彼此有什么打算都是心知肚明，张克公这般说法，当时便惹恼了叶梦得。叶梦得词臣出身，在中书舍人知制诰位子上坐了三年整，肚子里文章是好的，也不用回家拟什么奏本，当朝便大段议论批驳张克公，其言铿锵有力，出口成章，连韵脚都是分毫不差。赵这皇帝也算极品。在龙椅上听得连连点头，末了也不说谁有道理，竟来指摘叶梦得有一处选词不大恰当，金口给改了两个字，复命人从起居注中抄录成文。
天子一言，张克公只道皇帝认为曲在自己，自然惶恐谢罪，哪知赵却很是嘉勉了他几句，反要高强为宗泽辨明其事，只因毛注所参宗泽诸事。多半都是出自枢密院地政令。
说了半天，到底参了宗泽是哪些事呢？
头一桩开边生事，这条罪名最好用，只要是边疆不宁，那就可以扣到边帅的头上了。基本上大宋朝对外开仗，无论打胜打败，这消耗钱粮是一定地，天下骚然也是免不了地，一旦开边就是生事，那就是一桩罪名了。如西夏作反，其实党项人占据河西走廊，立国是必然的趋势。但是许多言官就愣是认为系边臣措置不当所致，每代都有人以此为言。现今女真与大宋名分未定，情况和当初地西夏也有些类似，而宗泽到任之后边疆不宁，当然也就被人拿来作类比。
第二桩滥施爵赏，主要就是说花荣与史文恭等人的封爵问题。要知道花荣等人原系宋官，枢密院派去北地当细作。这也还罢了，然而御史认为其官职升迁便当依照大宋律法，顶多升到遥郡防御使、观察使也就罢了，居然直接赐了节铖，连韩世忠等常胜军大将、从定燕云者也无此高官，岂非滥施爵赏？
这一条名参宗泽，实则矛头直指高强，武官的叙功升迁都是由枢密院负责的，一旦宗泽这条罪名座实了。高强自然也难逃罪责，拔出萝卜带起泥。这几年跟着他干事的人大半都要倒霉。
你说高强能坐视不理么？
第三条用人逾矩。则是说宗泽在辽东治理时不依成法，对于郭药师等番兵不加防范。没有用汉兵掺杂相治，且亦不用汉官监军。
第四条交通外国，说地是宗泽与女真国、高丽国文书往还，又有商队来往。这一条又是高强的事了，他的商队自打大观初便已经往来北地，现今又有十块女真国的金牌作为凭证，更加出入自如。当然苏定这条线甚是机密，不大有人能联想到高强身上，但是宗泽放任这类商队往来两国之间，却不依照惯例在边境上开设榷场，那就是他的罪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