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政和元年六月壬戌，帝见李良嗣于崇政殿，殿中侍从俱摒，唯五宰臣二枢密得与其事，语不得出。 俄尔帝降御笔，补授李良嗣朝请郎，为枢密院燕云房副承旨，赐姓赵。 盖枢密原仅十二房，今则十三房矣。 ”
在徽宗朝的起居注上，当值起居舍人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除此之外，关于此次会面的话语和所作出的决策，外人无一得知，即便是参与当日会面的宰执大臣们，也都对此讳莫如深。 不过，从这一天开始，枢密院中就多了一名“疑似”宗室的承旨，名叫赵良嗣，所管部门便是新设立的燕云房。
之所以搞的这样机密，实在是高强再三要求，并强调其重要性所致。 敌国大臣来归，并且获得不小的官衔，这等事属于极度机密，尤其是在宋辽之间名义上还是兄弟友邦的情况下，收容敌国叛逃大臣这种事，绝对是高度机密的。 然而高强清楚的记得，在历史上北宋朝廷对待李良嗣来归这件事情极不谨慎，辽国在汴梁是有常驻使节的，他们很快便发觉了这件事，并且前来索讨，使得北宋朝廷陷于被动之中，只能厚着脸皮抵死不认。 辽国当时已经显出颓势，当然不能拿厚脸皮的北宋朝廷怎么样，但是这无疑给辽国提了一个醒，南边的邻居敌意甚浓，极有可能在自己遇到困境时从背后捅上一刀。
之所以将这件事的泄密归咎于北宋朝廷自己的不谨慎，而不是辽国情报人员的高效率，乃是因为在历史上，北宋还曾经在燕京收复之后收容了背叛金国的封疆大吏张觉，结果这件事不但被金国得知，而且连张觉被隐藏在燕京甲仗库这样的细节都探了出来。 同样的收容叛逃大臣，同样地严重泄密。 这就不能说是偶然了，只能说北宋朝廷这些士大夫们在心性和制度上都极为不适合秘密工作，咧咧地就把情报给泄漏了。
惩于前鉴，高强自然不能重蹈覆辙，因此在事先献上了平辽之议的情况下，他呈请皇帝将李良嗣赐姓，当作是任用的宗室旁支对待，而绝口不提其真实身份。 为了保密。 他甚至将负责记录皇帝起居言行的起居舍人都给撵了出去，当时在崇政殿中除了皇帝和七位大臣，外加李良嗣之外，连一只耗子都没有。 用这样的方式，高强不但强调了保密的重要性，同时也使得皇帝对待收复燕云这件事多了几分慎重，少了几分轻佻——你瞧，只是接见一个逃人。 居然弄这么大阵仗，好玩吧？赵佶对此不仅仅是觉得好玩了，简直就是没玩过了！
当然，用这种方式向皇帝进言，高强也不是没有担干系的。 例如。 若是一个较为谨慎的大臣，大概就不会事先向皇帝呈进平辽之议，而只是将李良嗣引荐给皇帝，由这个逃人来提出平辽策。 任凭皇帝自己抉择。 若是皇帝不接受，或者后来平辽不成，引荐地大臣便可以将这件大事的责任推到李良嗣头上，从而把自己洗干净。
在历史上，李良嗣的引见人童贯就真的是这么干的，以至于北宋汴京被攻破之后，朝野纷纷叱责海上之盟，李良嗣那些为国往还谈判、折冲樽俎的功劳被一笔抹掉。 被赐死于贬谪途中。 而童贯本人虽然不久也被杀，不过罪名却和宋金的海上之盟无关，是因为他跻身徽宗朝的六贼之一，必须为朝政地糜烂负上责任。
对于高强来说，对这点干系采取溜肩膀的态度完全没有必要。 他和普通的官僚不同，在这件大事上，他根本就不考虑留什么后路，事若不成有死而已。 那后路留给谁去？反正历史已经因为我而改变了。 何妨多改变一点！
强调保密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宋廷的决策有所变化。 当赵良嗣提出辽国必亡。 亡辽者女真时，大宋君臣对此地反应基本上和听到天书差不多：“庞然大物的辽国，大宋近两百年的北境大患，居然会被他东北的一个甲兵才满千人地小小部族灭亡？”在政和元年，阿骨打还没有当上生女真节度使的时候，这种论调不但会被辽国君臣视为奇谈，对于大宋君臣来说，单单从感情上他们就很难接受：我们大宋幅员广阔，兵多粮足，二百年来也只能对辽国年年进贡，一个小小的生女真完颜部竟能灭亡辽国？这不等于说我们更加不是这个女真小国的对手吗？
在历史上，要使北宋的君臣们正视这个事实，是八年以后的事情了，那时金已经立国，并击败辽帝的御驾亲征，乘势攻占东京道，辽国已经呈现土崩瓦解之势。 在现在要让赵佶等人相信辽国将亡，其难度不亚于让他们相信脚下的大地是一个圆球。
好在，高强对此早有准备，他根本不去强调生女真地兵力，而让赵良嗣大段大段地阐述辽国近年来如何连年灾荒，牛马多死，百姓无以为生，辽主却仍旧耽于游猎酒色，不理朝政，辽境内群盗蜂起，杀不胜杀，连天祚帝身边的禁卫都吃不饱饭，要向同僚借食等等。 这种话对于深受儒家熏陶的赵佶等君臣便很听的进去了，天降灾异，而皇帝则仍不醒悟，这在儒家的经典中便是再经典不过的亡国前兆了——当然，如果有人指着赵佶说，这两年我们国家有灾荒和天象异变，也是你不修德所致，赵佶则必定勃然大怒：“天降灾异，不是因为蔡京吗？和我有什么关系！”
既然辽国将亡这个结论为赵佶所认同，接下来的对策就很明显了，趁火打劫这种事，其实这些儒学熏陶大的君臣都是很乐意干上一干地，不过这说法就不一样，得称为“兼弱攻昧”，乃是武王伐纣地道理，此所谓正名。
历史上当北宋决定联金攻辽的时候，颇有些士大夫站出来说大宋出师无名，因为原本和辽国是盟友。 不能无故背盟。 不过高强对于这种说法当然是嗤之以鼻，大家打了近二百年，彼此谁也奈何不了谁，如此而已，算什么盟友？纯属腐儒之论，而这帮腐儒之中甚至还有种师道这样率军多年地人在，实是叫人不敢相信。 当然这也可能是后代修史者所为，他们的基本态度是把北宋灭亡的责任全都泼到新党头上。 而种师道是旧党之人，却担任了第一次攻打燕云战役地战场总指挥，按道理也得和童贯一起背黑锅，故意给他加了这么一段，便可以显示其清流，从而成功地将他摘出来。
选在政和元年这个时候上平辽策，高强也有避免这一类物议的考虑。 很简单，此时女真尚未起兵。 大宋要收复燕云，这是国家上下几百年的心愿，再名正言顺不过了，谁能说三道四？至于怎么收复，以什么理由开战。 甚至到时候是否要和女真达成某种默契，这就属于权术上的事了，无损于朝廷的大义名分——至少这么一搞，大宋的史官和清议基本上就挑不出什么岔子来了。
不过。 正因为辽国乱象未显，这平辽的策略就不能一味喊打喊杀，正面进攻辽国，眼下可没有多少胜算，说不定一仗还把辽国给打醒了，那可就弄巧成拙。 因此高强和手下的谋臣许贯忠、陈规、赵良嗣等人昼夜筹思，弄出了八字方针，叫做“助辽灭金。 胁取燕云。 ”
什么叫助辽灭金呢？其实说穿了还是趁火打劫，不过不是帮着女真去打辽国，而是等女真起兵，辽国屡败之后，大宋借着和辽国友好盟邦地名义，提出借兵给辽国平灭女真叛乱，条件则是辽国须将燕云等州交还给大宋。